1978
林建華,理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2010年起,歷任重慶大學校長,浙江大學校長。2015年至201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真正的一流大學,首先應該是偉大的!
真正的一流大學首先應該是偉大的!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北京大學原校長林建華
陳志文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專訪
林建華
北京大學原校長

林建華,理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1978年進入北京大學化學系學習,先后獲得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1986年起在北京大學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副院長、院長,北京大學校長助理、教務長、常務副校長等職。2010年起,歷任重慶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校長。

改革開放40年,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舉世矚目
改革開放40年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舉世矚目
陳志文:
轉眼改革開放已走過了40年的歷程,您怎么評價中國高等教育這40年的發展?
林建華:
我覺得中國高等教育這40年的變化是非常巨大的,舉世矚目。
改革開放后的40年,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20世紀80年代是恢復期,撥亂反正,恢復高考,大學重新走上正常的運行軌道。盡管當時的條件差,學術研究水準也不高,但教師和學生熱情高漲,刻苦學習、研究學問蔚然成風。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大學受到了市場化的沖擊,這是高等教育的一個低谷期。但緊接著在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高等教育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中央政府利用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的機會,提出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設想和計劃,這是中國高等教育重要的歷史轉折。
從1998年至今的二十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生了幾個顯著變化:一是大學的合并和擴容。通過合并整合,很多單科學校成為綜合性大學;同時,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大學擴容和新校區建設,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從1978年的87.5萬增長到了2018年的3833萬人,毛入學率達到了48.1%,更多人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二是實施創建一流大學計劃,提升學術競爭力。設立“985工程”,重點支持部分大學的發展;設立國家和學校的人才計劃,大力引進優秀人才;通過增加科技投入、改善基礎條件,提升了大學的學術競爭力。
三是增加教育投入,推進教育改革。中國的教育經費保持持續增長,2012年起,教育投入的GDP占比已連續七年保持在4%以上;鼓勵各學校積極探索,開展綜合改革,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推進管理體系改革,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建立大學章程,推進依法辦學;廣泛開展國內外大學管理層交流,借鑒發達國家的治理經驗,提高大學的治理水平。
有時候,我們身在其中,看不到自己的成就,但當走過一段路程回頭看時,就會發現我們的成就是很宏偉的。其實,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認識,我們最早是從國外同行那里得到的反饋。他們認為,中國高等教育這40年的變化太大了,非常了不起。我們這代人能夠參與到這一進程中,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陳志文:
您親身經歷、參與了這一歷程,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能否分享一些您的直觀感受?
林建華:
我在剛剛擔任北京大學化學學院院長時,與美國高校的化學系進行了比較,發現我們的差距非常大。我當時提出,希望用5-10年的時間達到美國高校的水平,大家覺得不太可能。而現在,從科研成果到教師隊伍水準等各方面來看,北大化學學院的發展,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期。
當初,北大化學學院每年發表在世界重要期刊上的論文數量只有一兩篇,而美國一所高校的化學學院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量大約有三四十篇。現在,我們已經在論文發表的數量上遠遠超過了美國大多數高校。可以說,現在的北京大學化學學院不弱于世界上任何機構。我們關注的重點也不再是論文發表數量,而是追求對某一領域的前沿課題有重大貢獻,這一方面我們還需要提高。
另外,北大化學學院現在的教師團隊非常優秀,每一位學者都有自己系統的研究領域。我們在選擇人才時,不僅僅關注他們現在取得的研究成果,更關注他們要建立怎樣的研究領域。優秀的學者首先要有自己關注的研究問題,否則就只能跟著別人走,這是沒有競爭力的。
高等教育必須改變粗放型發展模式
高等教育必須改變粗放型發展模式
陳志文:
這40年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成就是非常矚目的。期間,國家先后實施了“985”、“211”戰略,您對此怎么評價,包括現在實施的“雙一流”?
林建華:
我覺得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來說,“985”、“211”戰略有歷史性的影響,使中國高等教育上了一個臺階。
現在實施中的“雙一流”戰略的整體設計思路非常好。但目前有一些問題,比如有些高校過于看重評價指標,開始對著指標辦學。我認為,“雙一流”應該強調大學的能力建設,可以用指標來評價大學的能力建設;但如果反過來,對著指標進行“雙一流”建設,就完全顛倒了。
陳志文:
您覺得,整體來看,在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和改革中,有哪些地方需要進行調整或者加以改進?
林建華:
中國大學的發展很快,進步不小,但總體看,仍然是一種比較粗放的模式。
我覺得,中國高等教育首先需要調整和改進的是人才培養模式。中國大學現行的人才培養模式是比較典型的專業教育。建國初期,為了盡快培養國家急需的專門人才,我們借鑒了蘇聯的教育模式,大學本科教育高度專業化和職業化,是一種較為適應工業化的人才培養模式,造就了很多優秀的專業人才。
但是,在專業教育模式中,高校教學的核心是專業、學科的需要,而不是學生的成長和發展;高校更加注重知識體系的系統性和完整性,而對學生的個性需求和發展關注不夠。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市場經濟的發展動搖了高度專業化教育的社會基礎。隨著科學技術、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發展,我們將面對一個急劇變化的未來。面對未來的挑戰,我們不僅要使學生具有更強的學習和創造能力,還要使他們具有更強的學習和創造意愿。因此,大學必須要改變傳統的教育理念,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和創造欲望。
我認為,高校應該把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相結合,給學生更好的學習和成長體驗。一方面,不能扔掉專業教育的基礎,充分調動院系和老師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要與通識教育結合,讓學生擁有更寬闊的視野,具備更廣泛的能力。另外,要建立多樣化的本科教育體系,給學生更多選擇,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北大做了很多努力和嘗試,比如元培學院等。
陳志文:
實際上是要讓高校的關注點回到服務學生的成長上來,要撬動學生內在的發動機,激發他們學習的主動性。教育不是要把學生培養成為一個怎樣的人,而是搭建一個平臺,提供一些輔導和指導,讓學生自己成長。
林建華:
是的。我認為,教育工作者應該追求的是,讓學生在教育過程中找到自己的目標和未來發展方向,找到自己一生為之努力的領域,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
在這方面,北大在進步。但我最近走訪了一些地方院校,發現觀念上的差距非常大。在某些學校,學生大學四年的目標就是考研究生。當然,這種現象是由很多因素導致的,包括社會評價、人才評判導向等等,并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但大學不能埋怨任何人。因為大學有很多應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好。
在這方面,北大在進步。但我最近走訪了一些地方院校,發現觀念上的差距非常大。在某些學校,學生大學四年的目標就是考研究生。當然,這種現象是由很多因素導致的,包括社會評價、人才評判導向等等,并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但大學不能埋怨任何人。因為大學有很多應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好。
陳志文:
中國高等教育還有哪些問題需要調整和改進?
林建華:
從我的角度來看,高校的教師隊伍建設也需要進一步的調整和改進。
一方面,高校要吸引優秀的學者。大學是學術機構,學者是大學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學者就是大學。在大學里,主要的事情都是由學者去完成的,包括教書育人、學術發展等各個方面。如果沒有優秀的學者,大學是做不好的。而能否聚集最優秀的學者,是成為一所杰出大學的核心條件。
優秀的學者永遠是稀缺資源,高校想要吸引他們,就必須了解其訴求。我認為,對于學者來講,其學術發展和學術生涯一定是放在首位的,這是學者最重要的利益訴求。學校應該理解學者的主要訴求,學校的行政系統一定要為學術系統提供有力地支撐,營造出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為學者的學術發展提供更好條件和機會。
另一方面,高校也需要思考怎樣引導學者完成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學校的第一訴求是學生的培養,這與學者的主要訴求是有所偏差的,也可以說,教學并非是學者的天然選擇。“重科研、輕教學”,這是全球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普遍問題。但教學與科研并非是對立不可調和的一對矛盾,甚至根本就不是對立的。高校必須要利用資源配置、政策傾斜等措施,建立激發學者教學熱情的體制機制,引導他們做好教學。
因此,教師評價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難點。教學與科研的特點不同,教師的動力來源不同,要采取不同的評價方式和策略。科研是有很強的自我驅動力的,并不需要學校賣力督促。在評價體系中,教師的學術水準永遠都很重要,這是由大學的定位決定的。而教學則不同,院系和教師都知道教學是首要責任,但如果沒有制度保障,沒有人監督,也可能會流于形式,放任自流。
因此,我們需要加強對教學評價的研究和改革,除了要在晉升中考慮之外,年度考核也要特別加大教學的權重,使教師更加關注教學和學生,促使大家在教學和科研兩個方面協調發展。
大學要找到教師的興奮點,做出長期的、制度性的安排,要讓教學與教師的學術發展緊密相連,建立好教學文化。北京大學做了一些改革。
比如,允許學生在學部內自由選專業,在全校范圍內自由選課,給予了學生更大的選擇空間。學生的選擇和流動使部分院系感受到了壓力,促使他們要求教師更加關注學生,關注教學。再比如,鼓勵跨學科教育的發展,如PPE等,在這一過程中很多探索需要教師和學生共同完成,以此來調動雙方的積極性。
還有高校的管理體系也需要進行調整和改進。高校的管理者要思考,是不是能真正信任學者,是不是能給予他們責任和權利。學者就是大學,不僅僅要讓老師去教書、做科研,也要讓老師參與到學校管理、特別是學術管理中來。
“做校長”而非“當校長”,大學校長的責任與擔當
“做校長”而非“當校長”大學校長的責任與擔當
陳志文:
這40余年,您一直在高校學習工作,后來進入了高校管理崗位,做過副校長、校長。您覺得,高校教師和管理者的區別是什么?
林建華:
我覺得從教師到管理者,需要轉變思維,從學者型思維向管理者思維轉變。因為學者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和價值觀去評判別人。但是作為管理者,要想辦法讓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得到發展,不能以個人好惡為評判標準。我認為,這是高校教師和管理者最大的區別。
陳志文:
學者只為自己負責,管理者是為團隊負責。那么,您認為,副校長與校長的區別又是什么?
林建華:
副校長和校長的區別也很大。相對來講,副校長沒有那么大的壓力,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去做。凡是符合學校發展方向的事情,副校長要主動去思考、去做,當然也需要請示。如果大家都能積極主動地做事,一所學校的發展就會比較好。
陳志文:
您對校長這一身份是怎么理解的?您曾提到,要“做校長”而不是“當校長”,一字之差,體現出來的是意識問題。您認為,“做校長”和“當校長”有什么不同?
林建華:
大學校長是一個很復雜的職位,既要有大局觀,處理的問題又很具體。國家要求大學校長要成為政治家、教育家,但可能還不夠,校長還得是好的學者、社會活動家、演說家。
在我看來,大學校長最主要的責任是引領學校的發展方向。大學校長首先是管理職務,必須通過建立科學的管理體系,提高高校的運行質量和效率。校長最根本的職責是賦予合適的人責任和權利,并根據每所學校不同的情況做合適的事情。校長要對最后的結果負責,要更長遠、更全面、更系統的考慮問題。
“做校長”意味著要把校長作為一項事業和一份擔當,而不僅僅是一個職位。在中國教育史上,蔡元培為維護北大辦學理念而數次請辭;竺可楨以確保學術獨立為前提接受任命,后又為浙大的生存發展在西遷路上嘔心瀝血,這些都是“做校長”的典范。
當然,做好校長不能僅憑滿腔熱血,還要有獨到的辦學思想,以及在復雜環境下實現這些思想的藝術和能力。其實,真正做到“做校長”是很不容易的。
我覺得,現在中國大學校長面臨的挑戰比以往更加嚴峻。第一,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世界變化也很快,而大學的管理體系和教育模式顯然還不是很適應。因此,中國大學校長不僅要使大學正常運行,還要去構建現代大學制度,推進教學改革。
第二,中國大學當前所處的社會背景也異常復雜,各種利益和沖突相互糾結,社會價值體制尚在建設、優化和發展的進程中。
陳志文:
您覺得,做大學校長難不難?
林建華:
其實,我想說,如果你愿意做事情、愿意思考、愿意花功夫為長遠打算,大學就不難做,校長也不難做。在確定好發展方向以后,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位置和發展路徑,并沒有那么困難。
陳志文:
從您的視角來看,您是怎樣理解大學管理的?
林建華:
大學所涉及的人和領域很復雜,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大學內在邏輯的有關問題,這對于做好大學管理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當我們想了解一所大學的時候,首先看到的是一些表象,也就是大學的影響力,包括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前者主要體現大學對人類思想、科學和技術方面的貢獻,后者主要是大學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在知識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貢獻越來越重要的時代,大學必須為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和學術支撐,也必須產生能夠影響社會發展的新思想和新理論。
因此,大學的影響力既來自于學校的學術研究也包括畢業生走出校門后的貢獻,其中畢業生的狀況更受社會公眾的關注。
人才培養是學校的核心使命。這不僅是國家和社會對大學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學長遠聲譽最重要的來源。而學術研究對于大學來講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決定了大學的學術影響力和學術聲譽,也決定了支撐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是人才的培養基礎,對培養有創新能力的優秀人才是至關重要的。研究型大學的教育之美就在于師生在學術前沿的共同探索。
在大學的邏輯體系中,學生始終處于核心位置。人才培養涉及學校的方方面面,不僅涉及培養方案、教學計劃,還涉及教師隊伍、服務支撐、體制機制、資源配置等各個方面。因此,大學的教學改革不能只關注教學工作本身,而要將之看作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要集全校之力,以教育改革為牽引,推進各領域的綜合改革。
陳志文:
您曾歷任重慶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三所高校的校長。您對這三所學校分別是怎么評價的,各自有怎樣的特點?
林建華:
重慶大學的特點是淳厚質樸,是一所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大學。我在重大花費的心思比較多。浙江大學的特點是雷厲風行,以“求是”為校訓,是過去二十年發展最快的學校之一。在浙大做校長是比較愜意的,大家都很敬業,踏實做事。北大的特點是自由謙遜,是一所與眾不同的學校。北大最大的特點是學者做事的愿望和潛力都很大,在北大做事一定要有方法。
陳志文:
在這三所高校,您都重點做了哪些改革?
林建華:
我在重慶大學兩年半的時間里,在教師聘任機制、評價機制、教學等方面進行了改革。重慶大學提出了建成“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的辦學愿景,其關鍵是要有人才培養特色。
重慶大學的工科比較強,而且以應用型人才培養見長。我在重慶大學做了兩件事情,進一步推動工科教育改革。一是與長安和福特兩家汽車公司合作,建立了汽車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項目;二是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合作,建立了帶薪實習(Co-op)教育項目,即學校與社會合作的本科教育項目。
與企業合作進行汽車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的想法,源于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2011計劃)。重慶市的汽車產業比較強,除了自有的長安汽車,還有合資的長安福特,而且,與之配套的汽車配件企業比較多,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產業鏈。
另外,中國汽車研究院設在重慶,加上長安和福特的研究隊伍,重慶的汽車研究整體實力比較強。
陳志文:
這是與重慶當地的汽車產業相結合的。
林建華:
對。重慶大學的這一項目,依托了自身機械、電器、計算機等專業的良好基礎,發揮了人才培養和應用基礎研究的優勢,得到了各汽車企業的熱烈響應。該項目從本科三年級學生中招收研究生,與各汽車企業聯合培養,長安為學生提供實踐場所和研究課題,福特每年從美國選派十多位專家來重慶大學講課。
在“2011計劃”項目評審中,專家對重慶大學汽車領域研究生培養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反映了“2011計劃”協同創新的根本理念,重慶大學的汽車協同創新獲得了國家“2011計劃”的支持。當高校和企業之間人才培養合作啟動之后,學術研究的合作也就自然而然地開展起來了。
第二個教育項目是重慶大學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共同建立的辛辛那提聯合學院。重慶大學根據自己的學科特點,有選擇地在一些工科領域與辛辛那提大學進行了人才培養合作,開辟了加強工科實踐教學的新模式。
該學院采用校企協同培養(Co-op)模式,全英文授課,引進美方先進實驗設備,學制為五年。在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中,學生要在課堂學習與企業頂崗實習間交替進行,第五年赴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學習并完成畢業設計。
這種教育模式并不是職業培訓,而是讓學生通過實際工作,了解社會需求,培養實際工作能力,督促學生思考未來發展的方向。2018年,該項目的第一批學生畢業,從學生們發給我的報告里,我看到了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自信以及對未來的期望。
陳志文:
實際上是理想激發了學生的內在動力。在浙江大學,您又做過哪些方面的改革?
林建華:
實際上是理想激發了學生的內在動力。在浙江大學,您又做過哪些方面的改革?
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我在浙大做了一些改革,建立“百人計劃”的新機制。浙大地處杭州,與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校相比,吸引人才的優勢不明顯。所以,我們需要建立相應的機制,讓優秀的學者們了解浙大的人才引進方案,了解他們在浙大可能獲得的發展機遇。
守正創新、引領未來,在平衡中推進改革
守正創新、引領未來,在平衡中推進改革
陳志文:
您與北大的淵源很深,1977年您參加高考,入讀北大。您還記得那時候的情形嗎?
林建華:
我出生在內蒙古,小學上到四年級時,學校就停課了,后來又斷斷續續上了三年中學,就到農場插隊了。恢復高考時,我還在農場教書,聽到消息后,我一邊給學生輔導,一邊自己準備考試。
1978年我正式到北大報道,很興奮,也很自豪。那時剛剛改革開放,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同學們有了良好的學習條件,都很興奮,求知欲特別強,如饑似渴。
陳志文:
您的專業是化學,您是怎么看待化學學科?
林建華:
化學的專業學科訓練,其實也是對思維方式的訓練。化學學科的學習對于從事其它領域的工作或者研究都是有幫助的。化學不僅有理論,而且重視實踐。比如,通過分析化學的學習,學生會對數據有不同的認識,意識到任何數據都是有誤差的。化學注重用事實說話,促使人不斷的探索、質疑、批判、創造。
陳志文:
在您學習、研究的道路上,有哪些學者是您所尊敬的?
林建華:
我對老一代的學者,都非常尊敬,包括我自己的導師蘇勉曾先生,還有徐光憲先生、唐有祺先生等很多位老師。
老一代學者的經歷比我們還要豐富,也更艱難一些。但他們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下,還能始終堅持在學術、教育領域辛勤耕耘,體現出了他們寬廣的胸懷,還有對下一代的關懷以及對國家的責任。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傳承的。
陳志文:
您曾在北大學習、工作多年,當初就任北大校長時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林建華:
其實就我個人來講,沒有特別大的壓力。但是后來發現,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復雜。北京大學的地位和受關注程度,是我沒有想象到的。
陳志文:
能否介紹一下,北京大學的一些改革情況?
林建華:
我首先想講一下北大學科建設的發展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學科布局決定了一所大學的未來。北京大學的學科建設在經過了諸多的嘗試和分析后,最終采取了較為迂回的策略。
上世紀90年代北大學科建設的重點是院系調整,使北大的學科結構更加合理和完整,為后續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然而,進入21世紀后,我們面對傳統非常強大的院系,再進行自上而下的院系學科調整是很困難的,成本會非常高,效果也不會好。
當時我們判斷,北京大學在學科布局上的新增長點,應當是前沿和交叉學科。因此,在“985工程”二期中,學校提出了“以隊伍建設為核心,以交叉學科為重點,以體制機制創新為動力”的學科建設方針。北大組建了大約二十個以問題為導向的跨學科研究中心,引進了一大批非常優秀的頂尖學者,逐漸形成了高水平的學術標準,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暫時回避了院系學科調整的問題。
然而,院系是學校的主體,學校的發展最終要依賴院系。在上一次院系調整后,北大各院系的規模差距很大,有些院系有多個一級學科,評價體系較為復雜,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院系的發展。隨著時機的成熟,在“雙一流”建設中,北大最終將“以院系建設為基礎”納入到了學科建設方針。
我們嘗試將管理下沉到每一個學院,并成立了學部,形成了“學校-學部-院系”的三級管理體系,讓學部在院系的學科建設和發展上做更多的工作。
陳志文:
現在,北京大學在學科建設上,在學校層面重點關注的領域有哪些?
林建華:
北大在學校層面重點抓的第一個方面是醫學在交叉學科領域的發展。我們認為,這也是北大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潛力最大的領域。我們從兩方面入手,一是,更多的引入現代生物醫學和數據科學的最新進展;二是,更加注重學科之間合作,與其它學科更好的交叉融合。為此,北大建立了臨床醫學+X的項目。
在學校層面重點建設的第二個學科領域是區域國別研究,主要涉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以前,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向內的,學習國外的理論來研究自己。但現在要用我們的經驗去研究世界各個區域,建立起中國視角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
我覺得,這應該是中國大學,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在未來一個階段的發展方向。
陳志文:
在北大還有哪些改革,是您比較滿意的?
林建華:
在北大,我花功夫比較多的是本科教育改革。北大很早就建立了“本科教育戰略研究”小組,考察歐美教育模式,總結教育的發展歷程和經驗教訓,分析社會的未來趨勢,明確了北大本科教育的定位和目標:在低年級實行通識教育,在高年級實行寬口徑的專業教育,推進學習制度改革,實行在教學計劃和導師指導下的自由選課學分制。
在實施過程中,我們還是采取了比較穩妥的策略,先從小范圍試行開始。北大實施了元培計劃,也就是現在的元培學院,我是元培學院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元培學院在低年級進行通識教育,二年級確定專業方向;壓縮專業學分,鼓勵自主設計培養方案,給予學生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對學生進行全過程教學管理,實行住宿學院制,配備學業導師;組織和建設新的跨學科專業方向等等,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元培計劃的實施,激發了學生的創造潛力,調動了學習的主動性,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外,我們在推動元培學院建設的過程中,不斷進行總結,提出了多樣化人才培養體系建設的思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條件成熟后最終在全校進行了推廣。
陳志文:
您在北大任職時,是否遇到過困難或者挑戰?
林建華:
在日常工作中難免會遇到一些困難,但找到合適的方式后,任何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比如北大的教師人事制度改革。
2007年,北京大學開始嘗試教師人事制度改革,目標是營造良好的制度和文化氛圍,使“近者悅,遠者來”。剛開始時,我們想一步到位,但有很大的難度。
為吸引優秀的學者,北大實行了Tenure track和年薪制,使北大的人才競爭力大幅提升,但也造成了“新老雙軌”并存的局面,教師的薪酬體系很復雜,影響到了學校的整體氛圍和人才競爭力的進一步提升。
后來,我們逐步確定了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重點是理順教師的聘任、薪酬和晉升體系,從局部開始,一步步地做。2014年開始,新聘人員全面實施Tenure track制度。
2016年學校進行了薪酬體系調整,改善了教師待遇,并開始對老體系教師進行Tenure評估,逐步過渡到新體制。2017年人才的晉升渠道全部納入新體制。最終,北京大學完成了人事制度改革。
陳志文:
您對北大精神有怎樣的理解?
林建華:
北大更充分地體現出了大學精神。北大最重要的精神,是從歷史上傳承下來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另外,讓我非常自豪的是,北大人還保留了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這對學生的長遠發展非常重要。
陳志文:
您覺得自己是一位標準的北大人嗎?
林建華:
我覺得,自己還是挺北大的。我會思考很多事,想創造很多事,有很多新的想法,想去幫助別人。
陳志文:
您曾提到,焦慮與質疑并不能創造價值,反而會阻礙我們邁向未來的腳步。這一觀點曾引起了一些爭論。從我的角度理解,這是您從個人的切身體會出發,對北大120周年的總結,您希望北大人在未來不只擁有質疑的精神,而且更關注一些建設性的問題。
林建華:
對于這一觀點,大家有各自的說法和評論。任何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也如此。
其實,我想讓大家明白,質疑是很正常的,沒有質疑就發現不了問題,這是一件好事情。
十多年前,北大一位教務處長曾與我討論,是否需要推動一下北大文化的改變,因為外界認為北大的學生有一種傲氣,總是質疑別人。我說,不需要,一方面,這是北大的基因,是改變不了的;另一方面也沒有必要改變,中國需要這樣的人。
但是,在質疑的過程中,應該去建設、去改進。我想讓大家相信“確信的力量”。社會需要每個人貢獻自己的正能量。如果說,對什么都不確信,每個人都不做應該做的事,社會是沒有辦法進步的。抱怨很容易,但真正做出具有建設性意義的事情很難。每個人要為這個社會、為這所學校、為自己的學術生涯,做到自己的極致,盡最大的努力。
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的主題就是“守正創新、引領未來”,從“成就、反思、未來”三個維度,與大家共同探討目前高等教育有哪些問題,以及對于未來高等教育發展有哪些建議。
陳志文:
讀到您的這一觀點,我特別尊敬您。這其實是北大的基因,有不足的地方,但更有可貴的地方。
林建華:
謝謝!我離職演講的題目是《永遠的北大》。我希望,北大能堅持自己的價值追求。
陳志文:
接下來,您將更關注哪些領域?有怎樣的計劃?
林建華:
我從管理崗位退下來以后,成立了北大未來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國的高等教育。我們提出了四個理念:
一是問題導向,要針對中國高等教育中面臨的重要的瓶頸和問題;
二是知行合一,希望能對教育有所幫助,推動教育的進步;
三是推動學科融合,我們希望研究的不僅僅是教育學,也包括管理學等其它學科;
四是面向未來,只有這樣,才能認識到現在存在的問題是什么。
陳志文:
您曾提出了“偉大的大學”,您認為什么是“偉大的大學”?
林建華:
“偉大的大學”不是強調數據,而是強調品格和精神,強調責任和擔當。這對于大學來講,可能是一條很寂寞的道路。真正的一流大學,首先應該是偉大的,而不應該陷入到功利化的追求中。
陳志文:
您覺得,北大是否可以被稱為是“偉大的大學”?
林建華:
北大原本就是一所“偉大的大學”,我們要讓它更偉大,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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